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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张爱玲

我弟弟生的很美，而我一点都不。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长辈就爱问他：“你把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然而他总是一口回绝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吗？”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

他嫉妒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一同玩的时候，总是我出主意。我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我叫月红，他叫杏红，我使一口宝剑，他使两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冬冬切菜，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劫行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球，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的。我弟弟常常不听我的调派，因而争吵起来，他是“既不能命，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呜呜 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也不知道我弟弟过的是何等的生活。有一次放假，看见他，吃了一惊。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赶紧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图画来看。我自己那时候正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和巴金的《灭亡》，认为他的口味大有纠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见了。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我比谁都气愤，附和着众人，如此激烈地诋毁他，他们反而倒过来劝我了。

后来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我丢下了碗冲到隔壁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面前，看我自己掣动的脸，看着泪滔滔流下来，看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浴室的玻璃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已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赏析]
张爱玲的散文非常地注重日常生活的诗意栖息与世俗生活的心灵契合;注重写眼前之景与心灵的感动，在不经意中传递细腻的情感。《弟弟》正是这样的一篇散文。

文章通过对往事的回忆来刻画人物，最为突出的是对比手法的运用。文章所用的对比，不只是姐弟两人外貌、气质和生活态度的对比，更是童年生活的热烈、欢快、自在与后来环境的冷酷、人物的冷漠的对比。作者写了人的变化，也写了人所处的环境的变化。弟弟从小被大人们娇惯，在玩笑、惋惜、称赞中生成了虚荣；有了后妈以后，不再享受着家庭应有的温情，他内心消沉，滋长着平庸和冷淡。与弟弟的变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姐姐对弟弟不变的爱——前半部分表现为直接的疼爱和宽容， 后半部分则表现为气愤、忧虑和深深的悲哀。细细的品读文章，在如烟往事的追忆中，我们能体会到作者细腻的真挚感情。


《我的姊姊张爱玲》
一九三四年，我姊姊已经是圣玛利亚女中高一的学生，我父亲这才答应让我到学校去上学。因为在家跟私塾先生学了一些根柢，我插班考试，进了协进小学读五年级。这个学校不如圣玛莉亚女中那么高级。
　　不久，我父亲再婚。我们这个平静了一段时间的家，又开始纷扰起来了。

　　我父亲看出这个女儿有创作的天分
　　我父亲虽有不良的嗜好，但也很爱看书。他的书房里有中国古典文学，也有西洋小说。姊姊在家的时候，没事就在书房里看书，也常和父亲谈一些读书的 感想。父亲鼓励她做诗、写作；他那时也已看出这个女儿有文学创作的天分。姊姊在他指导之下，也真的写了一些旧诗。有几首父亲很满意的，亲友来访他就拿出来给他们看。

　　姊姊写《后母的心》，后母读了很感动
　　记得后母刚进门那段期间，和我姊姊表面上还保持着礼节性的见面招呼，偶尔也有一些谈论天气和日常生活细节的话语。那年放暑假，姊姊在父亲书房里写作文，写完放在那里，到我舅舅家去玩。后母无意中在书房看到姊姊的作文簿；上面的题目是“后母的心”，就好奇地看下去。
　　姊姊这篇文章，把一个后母的处境和心情刻划得十分深刻、细腻，很感动人。后母看完也很感动，认为姊姊这篇作文简直就是设身处地，为她而写的。后 来凡有亲友到我家，后母就把《后母的心》这篇文章的大意说个不停，夸我姊姊会写文章。其实我姊姊完全为了习作，锻炼自己的写作技巧，并没有讨好她的用意。 我父亲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但为了使后母高兴，也就随声附和，未加点破。在我父亲的立场，当然也希望后母与我们保持亲切友善的关系。不过我觉得，我们与后母只是保持着一种表面的礼貌，心里的鸿沟是很难消除的。姊姊的性格，是属于内向型的，不会随便说些巴结后母的话。

　　姑姑发誓说：“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
　　一九三七年夏天，姊姊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她向父亲提出要到英国留学的要求，但被拒绝了。父亲那时经济状况还没有转坏，但他和后母吸鸦片的日常开支太多，舍不得拿出一大笔钱来让姊姊出国。姊姊当然很失望，也很不高兴，对我父亲及后母的态度就比较冷淡了。
　　后来我才听说，我母亲为了姊姊出国留学的事，一九三六年特地回上海来了。她托人约我父亲谈判姊姊出国的问题，父亲却避而不见。不得已，才由我姊姊自己向父亲提出的。结果不但遭到拒绝，还受到我后母的冷嘲热讽。我姊姊受伤最深的就是她在《私语》中写后母骂我母亲的话：
　　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不久日军攻击闸北，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我舅舅家那时刚从芜湖搬回来，住在淮海中路的伟达饭店，母亲也住在那里，就派人来把我姊姊接过去，在那里住了两个礼拜。
　　后来姊姊回家来了。她走的时候虽让我父亲知道，却没跟后母说一声。她一回来，后母就开骂，打了她一巴掌。姊姊拿手去挡，后母却说姊姊要打她，上楼去告状。我父亲不问青红皂白，跑下来对我姊姊一阵拳打脚踢，把我姊姊打得倒地不起还不罢手。幸亏我祖母留下的老佣人何干不顾一切去把他拉开，姊姊才没有 真的被他打死。（他打我姊姊时嘴里一直说着：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我姊姊当着全家大小受这一顿打，心里的屈辱羞恨无处发泄，立即想要跑出去。但我父亲已下令那两个门房不准开门，连钥匙也没收了。何干偷偷打电话 去我舅舅家，第二天我舅舅和我姑姑来为我姊姊说情，顺便再提让我姊姊出国读书的事。结果说情无效，我后母又在一旁冷言热语的，我父亲和我姑姑一来一往都不善罢干休，竟至兄妹扭打起来了。我姑姑的眼镜被打破，脸上受了伤，一直在流血。我舅舅拉着她，要她赶紧上医院去。姑姑临走时发誓说：
　　“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

　　老女仆何干的忠告扭转了姊姊的一生
　　我姑姑和舅舅走后，姊姊就被软禁在楼下的一间空房间里。那段日子，我也不大敢到她房里去看她。因为我父亲下令，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干，不许任何人和她见面、交谈；也嘱咐看守大门的两个警卫务必看紧，不许我姊姊走出门。
　　姊姊在那空房里也没闲着，偷偷地为她的逃走做准备。每天清晨起来后，她就在落地长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锻炼身体。后来她得了痢疾，身体虚弱，每天的健身操才停了。
　　我父亲从何干那里知道我姊姊患了痢疾，却不给她请医生，也不给她吃药，眼见得病一天天严重。姊姊后来在《私语》里把她被软禁、生病、逃走的经过写得很清楚，但不知是有意或无意，她漏写了一段，就是我父亲帮她打针医治。
　　原来何干见我姊姊的病一日日严重，惟恐我姊姊发生什么意外，她要负连带责任。她躲过我后母的注意，偷偷的告诉我父亲，并明确表明我父亲如果不采 取挽救措施，出了事她不负任何责任。何干是我祖母留下的老女仆，说话比较有分量。我父亲也考虑到，如果仍撒手不管，万一出了事，他就要背上“恶父”害死女 儿的坏名声，传扬出去，他也没面子。
　　于是父亲选择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趁后母不注意的时候到楼下去为我姊姊注射。这样注射了几次后，姊姊的病情控制住了。在老保姆何干的细心照料和饮食调养下，姊姊终于恢复了健康。
　　我写出姊姊漏写的这一段，并不是为我父亲辩白；事实上他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而不得不采取挽救的措施。但何干给我父亲的忠告，是真正地立了一大功。如果没有何干这个关键性建言，中国的文坛也许就没有“张爱玲”了。
　　
在英文《大美晚报》发表被禁及出逃的经过
　　我知道姊姊一直在为逃走做准备，但不敢去告诉父亲。一九三八年初，将近旧历年的时候，我姊姊趁两个警卫换班的空档，偷偷地逃走了。何干受她的连累，被我父亲大骂了一顿。不久之后也就离开我家，回皖北养老去了。
　　过没多久，姊姊就把她被软禁的经过写成英文，投到《大美晚报》（EveningPost）发表。编辑还替她这篇文章定了一个很耸动的标题：“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
　　我父亲一直是订阅英文《大美晚报》的，自然看到了这篇我姊姊的控诉。他为此又大动肝火，但脾气发完了也无可奈何；到底我姊姊的文章已经发表了！ 一九四四年我姊姊在《天地》月刊第十期发表《私语》，把这件事又细说了一遍，我父亲除了难堪与矛盾已经无法生气——那时我姊姊已是上海最红的作家了。
　　
伦敦大学入学考试，姊姊是远东区第一名
　　姊姊投奔母亲，增加母亲的经济负担，但母亲仍请了一个犹太裔的英国人，为姊姊补习数学，让她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的考试。据说当时的补习费是每小时五美元。我姊姊发奋图强，考了个远东区第一名。但是欧战爆发，她没能去伦敦入学，一九三九年才改入香港大学。
　　母亲碍于离婚协议她不能带我姊姊出国。一九三六年她回上海争取我姊姊到英国读书，一方面是为我姊姊教育着想，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这机会把我姊姊带在身边。这个希望后来破灭了。
　　以前母亲回国来，我姊姊要去姑姑家看她，而我总是被父亲和后母拉住，不许去。我为此哭闹过很多次，他们还是不让我去。一九三八年初姊姊逃走后， 我在家里很孤单，很想念她。那年放暑假，我就偷偷到她们的住处找我母亲和姊姊，希望留在她们那里住下来。我母亲委婉地解释她的经济能力要供养我姊姊读大学 已经很吃力了，劝我要回父亲的家，好好的读书。母亲说完这些话，姊姊和我都哭了。回到父亲家，我又哭了好多次——从此我和姊姊再也不能一起生活了。
　　
她们相继出走，都没有再回头
　　一九四八年我从无锡回到上海，又去看我母亲。那时我父亲及后母已沦落到搬至十四平方米的小屋了。我劝母亲回上海来定居，找一个房子，把姊姊也接 过来同住，以后我回上海也可有个安身之处。母亲淡漠地说：“上海的环静太肮脏，我住不惯，还是国外环境比较干净，不打算回来定居了。”
　　我当时认为这个理由很勉强，很想问她是否在国外有了要好的男友或准备在国外再婚？但又觉得这样问很不礼貌，也就没说出口。哪晓得那时她心爱的男友已经死于战火了呢？又哪晓得不久后我母亲真的又出国了；那次的见面，竟是永诀！
　　一九三八年，我姊姊逃出了我父亲的家。一九四八年，我母亲离开了中国。她们都没有再回头。张子静
　　（摘自《我的姊姊张爱玲》，文汇出版社2003年9月版）